陈振濂谈张大千仿石涛，以假乱真

近代中国画坛，张大千是关注中国古代山水画从图式到笔墨的最典型的楷模——黄宾虹师心自用，艺术语汇单一而坚定，而从三吴一冯到傅抱石李可染陆俨少的百年间，自成一家者不少，摹古成派者亦不鲜见。而张大千在形式笔墨语言的独创性不如李可染傅抱石，而摹古的专业高度与纯粹度，却又大大高于从清末民初“三吴一冯”到海上画坛大师吴湖帆郑午昌贺天健。他们都在摹古中掺杂自己的个人风格，这在画史上向被评论家认定为一种成功;而张大千竟反其道而行之，他可以在摹古中做到丝毫不变样而几致乱真。他的丝丝入扣的技法与揣摩逼似的体察，作为一种能力，几乎无人可敌。这一点，在他的关于敦煌壁画飞天仕女人物的临摹稿子中，已经得到了充分的验证。

在临摹仿古中，掺入个人习惯易，纯粹追踪原迹难。从明代仇英到清初四王尤其是王石谷，大批量的摹古早已成为一种风气，它通常不外乎两个目的。一是作为学习范本，在缺乏图像印刷技术时替代复制以供摹习，二是本身创作时就希望依傍古人以示正宗，是以古为尚的艺术审美风气。在过去，我们较多的是瞩目后者并以泥古摹古之弊而批判之;而不太注意还有一个学习临摹时用来代替复制范本的功用。张大千的出众临摹功夫，或许更多的是靠近后者，因此，绝对的逼真而不掺入个人风格，保持纯粹，应该是他以之自得自傲的“绝技”。

“仿”石涛，是张大千最负盛名，也是他一生最辉煌的业绩之一。请注意，不是临石涛，而是仿石涛。对张大千而言，临摹是取法，而“仿”则是百分之百的相似、逼肖;以仿乱真，摹本与原本不辨。张大千对石涛画风烂熟于心，他貌似是有意在逐件摹仿石涛的传世作品并形成一个个系列。不是临模以学技法，而是单件一对一的仿制。这批仿石涛一旦面世，“以假乱真”，的确给书画界带来巨大的震动和不小麻烦。罗振玉、陈半丁、黄宾虹等大鉴定家大收藏家，纷纷“走眼”，乃至如陈半丁毕生以收藏石涛为业，某日得一珍品石涛，兴奋万状，乃举办鉴画会，请京师道中好友都来品赏，正当大家啧啧称奇时，张大千却突然发声言此为自己仿作，并指画幅某处有一标记暗藏、某处勾树用笔刻意颤动以留痕迹云云，众人大愕。

要这样呼风唤雨，仅靠画画的张大千是肯定不够的，文物商人在此中的作用巨大。琉璃厂出身、与“东北货”关系密切的靳伯声即是其中翘楚。他在北方人头熟，多次经手京津与东北的文物书画买卖，江湖上很有地位。东北的张学良本身即是收藏宏富，为当时驰誉海内外的收藏大家。如沈周、唐寅、董其昌、八大山人乃至郎世宁等宫廷洋画家，张少帅皆出手阔绰，重金以求，陆续收入囊中。靳伯声拜会张学良，持去一件石涛精品山水，隆重推荐。鉴于靳伯声的大名，又是精品，遂以高价购得。当时心满意足，事后想想不太放心，又听闻上海突然出现了石涛不少作品流传，有论其为赝的传言，于是再找专家掌眼，说是说非，众口闪烁。少帅已约莫知其端倪。

但他不急不躁，到上海去，再驰书约见张大千。张大千自知靳伯声之事，无意中给少帅“吃药”，十分忐忑不安，怕这位三军副总司令一旦军阀脾气一发，难以收拾。殊不知在军政大员社会名流云集的盛宴上，一见之后，张学良闭口不谈靳伯声与仿石涛，反而是谈笑风生指挥如意;推杯换盏觥筹交错之际，一副儒将的风雅派头。遂令张大千折服钦佩，无以言表。张学良又以“活石涛”誉之，大给面子，于是两张竟成莫逆之交，以后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于台湾，张大千还数度突破重重阻碍，于1964年在台治病后探望少帅，洽谈甚欢。其中也免不了谈及仿石涛之逸事。

今存张大千有菜单一纸，堪称奇葩。言及1981年在台北摩耶精舍，宴请张学良、赵一荻，菜单为张大千手书，张学良见之乞收又乞题跋，张大千欣然题之，时间地点落款皆备。